其实，主张通过合宪性解释来促进宪法实施的学者从来没有否定违宪审查对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只是指出我国现行宪法规定违宪审查由立法机关负责，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制度设计缺陷使违宪审查活动尚未有效地开展起来。

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建立以多元法律渊源为评价标准、以司法为重心的统一的合法性评价制度。另一个方向是从学科体系、研究旨趣、议题设定、研究方法等方面，讨论行政法学研究的变革问题。

认为开放反思型的形式法治，可以作为政府行为可接受性的基础。而在于国家职能在许多领域的缺位，诸如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保障方法也将更多地依靠政策分析、绩效评估和信息公开制度，法院诉讼和对抗性审理等用于保护个人权利的传统方法不再是主要角色。第四，推动行政法学本土化进程，提出中国转型行政法的概念、命题、范畴和术语，形成中国的学术流派。行政法的合法性保障机制不仅局限于司法审查制度，也应扩展到成本效益分析和信息公开等行政过程中的制度设计。

[15]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35] （六）中国的过渡或转型行政法学 20世纪70年代末肇端的中国体制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对此，《条例》确定了如下处理过程： 第一，程序启动的非合意性。

足球运动员上场时最佳的位置安排。利益不必然理解为可测度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也能够成为当事人的主张基础。第五种情形涉及安置方式的选择和有限安置岗位的分配，二者直接关切被安置者的未来预期利益。卫生类，主要包括医政管理、药品管理、医疗事故以及其他。

集体土地承包、转让、回收引发的争议。参见廖文根：《第七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12年7月15日。

易言之，行政信访所获得的是法定救济管辖范围之外的剩余（residual）事项。[10]面对信访制度在争议处理方面遭遇的两重困境——制度效能不足和运作中衍生大量社会问题，现有的研究更多关注后者，并主要形成两种取向的讨论。他们可将拒绝信访人请求的责任合法地推卸给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或没有明确的上级政策指引。该条所使用的不服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立法术语，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条的表达有惊人的相似性。

政府利用行政指令对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对国有企业强制撤并等涉及资源的调整、重组，这必然涉及国有资产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现有的人员如何处理等问题。由信访事项的提起，信访事项的登记、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回避，调查，听证，对信访投诉的请求进行处理，书面答复，复查、复核以及执行督促，这些已被改造成符合信访制度语境的步骤组合成的过程，被塑造为一个模拟司法裁判的设置。他们认为纠纷的发生，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受害人认识到损害的存在。多数信访请求能够被合理地回绝，是信访在争议处理或权利救济方面效能不足的重要表现。

如果信访的目的仅仅是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对于信访人的这些程序性参与，行政机关通常不必给予实质性回应。尽管第三方处理纠纷的决定未必是根据既定的客观规范作出，[24]但对于信访人投诉请求的处理，前文已说明，《条例》强调了客观规范的支配地位，要求依据既定的规范作出是否支持信访人请求的决定。

因此，还有必要到实践中找寻和获知相关信息。易虹：《宪政体制下我国信访制度功能的重构》，《求索》2007年第4期。

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关于范某才与汝城县人民政府申请农村个人宅基地建房用地土地行政批准及行政赔偿纠纷再审案（〔2012〕汝行再字第1号）。除前述第32条第2款的规定外，第3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有关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督办，并提出改进建议：……（五）不执行信访处理意见的……。这种正式程序化努力的背后潜隐着如下认知：提出信访事项的目的如果不是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那么，对《条例》第14条列举的，履行（或协助履行）公共职责、管理公共事务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和人员的行为不服投诉的请求，就是一种与申请仲裁、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具有类似功能的行为。具体可见下图所示： 上述从规范中推导出的结论，虽可大致划定行政信访剩余管辖的疆界，但是，这几类事项具体指向的争议为何，以及这些争议有何特殊之处，无法从规范上直接获得。但现实所揭示的是，通过信访工作化解纠纷不但成效不彰，[9]反而滋生出大量的负面问题。该模式看似将行政机关置于法律和政策框架下，使它们对法律和政策负责，但也使行政机关画地为牢，以对规则形式主义的忠诚换取对争议处理的正当回避。

医疗事故争议以及其他普通经济商业纠纷。第三、四种情形是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积极追求某种政策目标并采取具体措施。

第二，无需救济或依法不应再次救济。第四，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为追求特定政策目标，针对具体事项就特定对象作出决策引发的争议，如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利用行政指令完成的特定国有企业改制。

唯有行政信访补充性功能才符合规范预设，其实际处理的事项符合《条例》规定的剩余管辖要求时，替代、复审和督促这些越位功能才可能被避免，也才应作为检验预设模式的对象。[29] 这些类型系笔者根据Y省省级信访机构（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信访局）获得的内部统计数据整理而得。

[51]即，一方提出主张而另一方否定或反对，双方为对立的主张提供证据。如不服，可再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或可不经复核，直接提出申诉。判断是否存在损害，不以对特定利益享有法定权利为基础。稀缺科研经费如何在不同项目中分配以最有利于出成果。

下文以信访工作机构收到的信访事项为基础进行分析。[17]这意味着，对投诉请求类信访事项的回应必须是实体处理。

这种不作为或作为不充分虽然可能指向具体对象，但通常认为，类似情形不会对相对人造成实体利益损害。《条例》第14条对管辖的事项作了概括列举加排除式的规定。

也即，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救济请求权，需视当事人能否提出自己的利益主张，而该主张的利益是否值得法律保护，则视请求人对此利益是否具有法律所认可的权利。[19]可见，只有当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决定受理后，信访程序才真正启动。

如何展开行动方案的内容可能包括：（1）行政机关积极作为指向的实体内容为何。交通事故侵权和赔偿争议。[20]尽管《条例》并未明确规定信访事项处理的三方架构，但根据其相关规定可以推断出《条例》制定者设想了一个三方主体的结构——即作为当事人的信访人和信访事项针对的主体，以及作为第三方的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行政机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引发的水源枯竭、地陷、山体滑坡致使群众生产生活受影响。

[35] See Peter H. A. Lehner,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Inaction, 83ColumbiaLaw Review 627(1983). [36] 无论是申请人与村委会还是政府之间的争议，均能申请行政诉讼。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务》（增订十二版），台北：三民书局2012年版，第441页以下。

大型公共工程建设选址，征地及移民安置。本文欲关注的是，上述在学界未被讨论的问题——信访在处理争议方面的制度效能不足及其原因所在。

根据该概念的原创者迈克尔#8226;波兰尼（Machael Polanyi）的见解，多中心问题，是指那些需要通过自我协调解决的，符合自由选择秩序的社会问题。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5〕2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2〕7号）、山西省文化厅、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厅《关于加快实施2131工程，加强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通知》（晋文社字〔2002〕15号）等文件精神，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切实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解决乡镇文化辅导员和放映员的编制和待遇问题：要尽快在各乡镇编制内配齐文化站辅导员，在符合录用条件的基础上优先照顾多年一直从事该项工作的文化站辅导员。